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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耳不闻窗外事”真能读好书吗******

　　近来，外地某中学在高一年级的寒假通知书中，希望家长“教育孩子淡化甚至摒弃春节意识、假期意识”，言下之意，是希望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学习，埋头苦读。此事引发网友热议。在中小学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习方式真能把书读好吗？中小学寒假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文科老师说

　　光埋头啃书本写不好高考作文

　　北京丰台二中语文特级教师 陈维贤

　　随着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深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刷题中”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应对高考，更不利于学科素养的提升。近几年，有些名校高考成绩退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高考无论是考查内容还是考查方式都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直面时代热点，引导课堂教学与日常学习有意识地关注现实热点和生活生产实践。新课程和新高考改革要求必须全面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学习内容和考查要点不再仅仅是知识，考查方式突出情境运用，体现了综合性、情境化特点。例如，2022年新高考Ⅰ卷有这样一道语文信息阅读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黄金准则。请结合材料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北京卷的微写作题目是：替校学生会“悦读会”拟一则招新启事，或者请考生选择一个核酸检测点，依据其环境特点设计两米间隔线标志，并写出设计理由。这些考题联系现实生活，创设各种情境，涉及面广，都突出了运用考查。

　　我们再看近几年的高考大作文题。2022年全国卷高考作文题的情境、背景材料涉及围棋技艺里的传统文化，“建团百年”奋发有为的人物，整本书阅读《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双奥之城展示的体育荣光、国力发展、个人进步等，都引导学生以语文的方式关注时代热点，注重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另一作文题“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邀请你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会，发表以“携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中文演讲……如此这般，光埋头啃书本的学生往往无话可说或者只能写些空话套话。

　　新时代高考改革有三个转变：由考试评价工具到全面育人载体的转变，由“解题”到“解决问题”的转变，由“以纲定考”到“考教衔接”的转变。关注现实生活，多读多思，能为更好地学习和应对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对课程学习和考试要求的变革，寒假里，同学们除掌握课本内容外，还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视野，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时代热点，注重传统文化，并打通生活和自我、课本和生活、高考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二是广泛阅读，积累素材，提升思想，提高思维能力。只有广泛阅读才能提高思想认知水平和思考深度。三是注重运用，由课本知识、方法、理论等向时代热点、文化生活、课外阅读等方方面面延展。学习课本知识要关联现实生活，通过了解时事加强思考、提升思想。关注现实要运用课本原理、知识和方法，进而在运用中夯实基础，提高关键能力。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新时代中学生理应摒弃功利化学习，以学科思维方式关注现实生活、时代热点，多读多思。

　　理科老师说

　　缺乏实际生活难以打开解题思路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年级组长、生物教师 甄兆敏

　　又到了放寒假的时候。有的学校和老师提出要淡化假期意识、增强学习意识、弯道超车等一系列要求。如此一来，假期里，学生们只是将学习的地点转移到了家里。这样的学习方式真的对吗？

　　30多年前，我学生时代的放假就是放假。薄薄的一本“寒假/暑假作业”，每天很轻松地完成作业。然后，小伙伴们就是漫山遍野地傻玩儿或者跟着家长一起干农活儿。那个时候，真的很享受假期。现在想来，学生时代的我似乎是少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世界的欲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些活动中也得到了很大锻炼。

　　也许有人说，轻松学习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怎么在高考中得到高分。那好，我们就从高考说起。

　　在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到，2022年高考命题要优化试题呈现方式，引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从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至今，高考题经历了几十年的进化，现在已经越来越能考查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了。2021年北京生物等级考试题中有一个关于“智能胰岛素”的题目：它能够在血糖水平高的时候提升降血糖的能力，在血糖水平低的时候降低降血糖的能力……这个题完全超出了以往的套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也就是说靠“刷题”记忆解题套路是行不通的。要想应对高考，需要全面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在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往往是高度模式化的，而实际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把学习只局限于教材中，必然难以面对多种多样的实际问题，需要学生走入实际生活。

　　例如，假期里学着做个菜。学生首先得确定自己要做什么菜，然后思考向谁去请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在做菜之前得学会哪些技能。做好菜之后，学生得接受评价。得到评价和反馈之后，后面如何改进。这也是现在高考想要引导学生探究的过程，即发现问题、查找资料和实地调查，然后解决问题，最后在实践中验证解决问题的成果。

　　那么，学生在寒假里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休息和娱乐。休息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人要学会休息和娱乐，而且休息和娱乐有其积极意义。在休息和娱乐的过程中恢复良好的身心状态，做好进一步学习的准备，这对于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非常重要。

　　第二，做好全面发展的规划。学校中的学习毕竟很难满足学生各方面的需求，在这个假期里，读几本平时没有时间读的书，学习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学的技能，了解一下社区的历史或者家族的历史，学做几个菜，做些社会实践活动，干些家务活儿，提高动手能力……这些都应该是假期生活的应有之义，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学生的成长是个性化的成长，是全面的成长，假期是一个学生张扬个性、全面发展的合适时间。应该允许或鼓励学生自我规划假期时间，获得个性化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用无穷无尽的作业来充斥假期，然后美其名曰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德育老师说

　　社会实践是校园学习的有益补充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德育副校长 毕姗

　　在科技文明欠发达的年代，酷暑和寒冬往往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挑战。于是，极端天气时不再赶赴校园，学生既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休整身心，农忙时节还能帮助父母完成一些农业、手工业劳作，在实践中初步认识社会，实现个人价值。

　　随着空调、暖气的普及，天气情况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寒暑假学生的休整也开始拥有新的内涵。人们发现对青少年的成长而言，实践活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加分项，而是大大拓展学习宽度和深化成长体验的重要内容。在校的书本学习不免单调，走向社会大课堂，发现更活泼灵动的“生活之书”，发现和辨识“文字之书”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形、思考其中的相似与差异，发现和体验“文字之书”之外无限丰富的世界，发现自身的兴趣……自主和实践逐渐成为假期属性，假期作为另一种方式的学习，是对书本学习的补充和深化。

　　然而，面对孩子放假时家长仍需上班无暇照管的现实，很多家长产生了焦虑。平日的学业之卷已经相当激烈，自主安排的假期如何保障孩子的成长质量？一些家长难免会有多报几个辅导班、孩子既有人管又有人教的想法。于一些老师而言，假期如何让学生巩固在校学习内容，查漏补缺，开学后更好地出发？有的老师也难免会有让学生“摈弃假期意识”、多布置点作业的想法。

　　家长和老师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帮助孩子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也是善意。但这些考虑的误区在于，他们误解了教育的目的，教育不是一场限时比赛，没有既定的终点需要去冲刺。正相反，教育在于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的魅力在于如何引导孩子们发现和拥抱人生长跑途中的风景或荆棘，如何在不同的境遇中体验成长，获得生命的成熟与幸福。

　　因此，玩儿“疯”了、玩儿慌了怎么办？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恐怕不在“玩儿”本身，而在玩儿什么、怎么玩儿。玩儿是孩子的天性，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空闲时间，没有玩儿的心态，很难有突然的发现和奇妙的尝试。因此，成人绝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反对孩子玩儿，而应该鼓励孩子去玩儿，带着孩子玩儿。但这种玩儿不是不管不问随孩子沉迷电子游戏，而是引领孩子从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从书本走向丰富的生活。

　　欣赏一场音乐剧、一次远行、参观一次博物馆，看看更大的世界；参加一次志愿活动，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去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转一转，看看他们为了这个小家在怎样努力地奋斗与生活；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问题展开一次田野调查；走进可能去的高校、研究所，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甚至，在安全的前提下“打一次工”，体会赚钱的不易，也享受创造价值的喜悦……校园的集体学习在假期得以补充完善，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机会和权利在更自主的时间里走向广大世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做一些有意义的尝试、看一些远方的风景，深入对书本学习理解的同时，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和成为自己。

　　寒假期间，也许家长不能时时陪伴，但教育不能缺席。父母们不能将自身的教育责任通过简单付费移交给辅导班，而应在持续关注和积极引导中帮助孩子学会自律，体验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学校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部门，更不应有鼓励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想法，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国家、不关心他人，他们又如何传承中华民族仁爱之风，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如何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更何况，在当前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高考形势下，学生应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些又岂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能实现的呢？

　　体育老师说

　　中高考对体育锻炼有高要求

　　北京汇文中学学生中心副主任兼体育教研组长 李发

　　相较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当代青年应有的姿态。学习如此，体育锻炼也不能忽视。为了增强学生体质，近年来中高考体育要求在不断提高，比如，未来几年中考体育成绩最多要达到70分，而体育纳入高考的呼声也此起彼伏。目前，我国39所强基计划试点的一流高校，已经率先将体育纳入高考。

　　三年来，疫情对学生体育锻炼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随着人们的工作、生活逐渐回归正轨，学校对学生体育锻炼的要求也将逐步恢复常态。在这个过渡期，学生首先要了解正确的体育锻炼知识。比如，如何控制运动强度、避免运动损伤，准备活动和拉伸运动有何必要性，什么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作息生活习惯等，这些都是学生应知应会、做好体育锻炼的基础。

　　由于寒假天气比较冷，学生可以视情况选择户外锻炼或者居家锻炼，不管哪种方式，都应该制订科学的锻炼计划。其中，应包括明确的锻炼目的、具体的练习内容、运动强度(量)、间歇时间、心率范围等。比如我们学校就要求学生在假期采用“间歇式”运动进行锻炼，包括原地高抬腿跑、收腹跳、波比跳、深蹲跳等一系列内容，提高学生的心肺功能。学生按照制订好的“组间歇”时间去完成锻炼内容，当心率恢复至120至140次/分时即开始下一组练习，长此以往，学生就会逐渐掌握制订锻炼计划的能力，根据不同的目标安排练习内容。

　　一套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案还要关注到身体的疲劳与恢复。运动过后，人体会产生疲劳，包括身体和心理的疲劳，休息好有利于身体机能的“超量恢复”，为下一次体育锻炼做好准备；如果休息不好，下一次锻炼不仅不能有效提高运动水平，还可能造成运动伤病。因此，每天要保证至少8至9小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为机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现阶段，可能有的学生处于“阳康”阶段，对此，学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体育锻炼。在“转阴”后的一个月内，学生不要急于参与大强度运动，可以根据自身水平或需求进行低强度的体育活动，如瑜伽、徒步等，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但要注意，运动时若出现咳喘、心悸等现象应及时终止，不可急于求成，要科学恢复体质。

　　良好的习惯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人生，一旦养成，便可终身受益。体育锻炼计划一经制订，需要学生长期、稳定地执行，如果只是抱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其效果会大打折扣。不难发现，当我们对某一项事物产生兴趣时，就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良好的习惯。体育锻炼亦是如此。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快感、成就感，成绩的提升、动作技术的改进等都会成为坚持下去的动因。此外，体育锻炼还能塑造形体美、预防疾病等，益处很多。

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